『民不可自治,若民可自治,则庙堂何之?』郑玄皱着眉头,挥动着手臂,强调语气,『庙堂治民,修路架桥,通渠开矿,皆需调度,岂可由民自处?若民以自治,必仅为耕织也!其郡犹能焉?其国可强乎?无庙堂之法,定无百姓之善也!』
『黄老之说,以民自为,以期大治,此乃谬也!大谬也!』郑玄非常严肃的说道,『民之自为,皆出于私也!奈何天下之大公,必损小私是也!如战场之大胜,必有兵卒之伤亡,若以私论,民惧伤亡而不进,恐妻子之无养,如何可胜之?』
『徭役,税赋,征战等等,何有百姓可为之?』郑玄继续说道,『上古之民一日所得,与今可比乎?何也?朝堂固有其弊,然不可因噎废食!道法自然不假,然民自治则不可!』
郑玄说得很严肃,很认真。
他不是愤怒,也不是狡辩,而是真的在和司马徽在探讨。
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。
郑玄在早期的学术思想当中,他认为是存在天神的,也认可天子一说。这一点在他还没来长安之前对于《尚书》的注解之中可以见其一斑。而且郑玄还认为五行当有五材,然后有日月五星什么的,然后因为什么政道不通则神怒,神怒则五材失其用,不得用则逆人心,人心逆则为祸乱……
很显然,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通顺,但是并不合理的逻辑。
对于这个逻辑的错误之处,后世里面怕是小学生都能指出来,但是对于汉代的人来说,却很有市场,因为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,已经用了三四百年了。想想看后世学阀才用多少年就已经是盘踞着学院顶级的位置,掌控着喉舌,勾结一气排挤旁人,公然造假相互炒作,然后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汉代儒家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?
汉代的这种天人感应,原本只是宣扬君权神授,神化皇帝,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,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、符瑞以示隆兴,反之,若君主过失,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。由此进一步推论,所有人的生死、贵贱、贫富、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,所以应该恭顺天命,服从封建统治。
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走回头路了。
刘邦好不容易将权柄从血统『高贵』的旧贵族里面抢过来,结果他孙子又搞了一個天人感应,然后一步步的又还了回去……
但是在郑玄到了长安之后,他因为正经正解的争论和辩解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一些经文的注释,开始从原始的天人感应理论当中摆脱出来,逐渐的从唯心走向唯物。
郑玄渐渐的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,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,按照客观规律行事,那么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,并且不再特别强调那些什么祥瑞之事。
这样的转变,是因为郑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。
郑玄原先在政治立场上,是偏向于保守和正统的,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,符合天意的,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,反对地方割据势力,所以郑玄当时非常厌恶袁绍,也不喜欢曹操。
不过现在,郑玄虽然同样也反对地方割据势力,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,并非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残害百姓的,都是乱世的祸根……
尤其是斐潜在取得了关中稳定之后,并没有大举进攻山东,而是依旧对天子表示遵从,虽然郑玄也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遵从,但也足够让郑玄大感欣慰。
因为郑玄从根本上,还是认同汉室的,他认为作为人臣,至少必须具备三德之一,忠义勇,不可全无,若是全无那就根本不够资格作为一个臣子。所以在郑玄的整体事项理论当中,虽然现在被剔除了谶纬的部分,也不再强调神灵和祥瑞等事,但是在对待君臣关系,治理百姓等制度上,郑玄依旧认为是要严守等级秩序,才可使政治稳定,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而对于司马徽来说,他认为斐潜现在做的就很好。
司马徽认可的政治制度和郑玄完全不同。
简单来说,司马徽认为朝堂距离地方太远了,朝堂的责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员即可,但是不应该制定一些没卵用的政策去捆绑各州郡的手脚。
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,汉代的朝堂么,也确实做得不怎么样……
『庙堂……好好,既然郑公说庙堂,那就说庙堂……』司马徽捋着胡须说道,『昔日孝顺帝崩,冲帝始在襁褓,庙堂何为之?求请太后临朝尔,太后又是何为?诏冀与太傅、太尉参录尚书事。冀身居高位,权掌朝堂,却侈暴滋甚。后孝冲帝又崩,冀立质帝。帝少而聪慧,知冀骄横,尝朝群臣,目冀而恶语,然朝堂之内大臣何为之?呵呵,任由跋扈进鸩,帝即日崩。』
『后孝桓帝即位,亲宦官而远清流,何也?孝质帝前车之鉴也!』司马徽嗤笑道,『倘若孝质之时,有朝堂大臣勇于任事,除暴降恶,岂有后宦官为祸乎?跋扈故然凶残,然宦官可除之,奈何清流不可为?孝桓帝之后,朝争愈烈,各思私欲,难存公心。此等之庙堂,又有何益之?』
汉质帝最开始的时候还指望着朝臣,他公开表示和梁冀划清界限,当庭叱责梁冀,作为一个被评价为『少而聪慧』的人,当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闹翻脸的后果,所以汉质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这个后果但是依旧去做了。
那么是谁给汉质帝的勇气?
肯定不是梁小姐,自然是这个事件背后的蛊惑者,那些朝堂之上自诩清流的大臣。
这就像是后世那些拿着国家俸禄,享受着高等待遇的公知,在屁股帘子被掀开之后才从叫兽变成钱叫兽,汉质帝一度也非常相信这些朝堂清流,高位大臣,但是这些人最后为了汉质帝做了一些什么?
这些人在汉质帝生前什么都没做,死后都没做什么。
汉质帝驾崩之后,在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分成两派,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刘志为帝,另一派是李固、胡广、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刘蒜为帝。结果是梁冀只是将李固免职了,就轻而易举的立刘志为帝,这就是汉桓帝。
所以后来汉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线了,就像是后世那几个老鼠屎公知将原本好好的一锅粥全数给毁了一样。
君臣之间失去了信任,还能起什么好的庙堂之用?
刘志最终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,诛杀梁冀,并翦除其党羽,随后从桓帝开始,就进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。
而宦官持政的最终后果,也不必司马徽多说了,就是当下的战乱……
所以司马徽认为昏庸的朝堂还不如没有,像是斐潜一样的强力且聪慧的地方诸侯,反而比一个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,长安三辅就是明证。朝堂,或者说天子,当个吉祥物就行了,别瞎指挥。只需要做好制约,就像是各个封国的国相那样,王爷为名,相国为实。
当然,司马徽所设想的制度,同样也是有问题的……
『非也!非也!』郑玄摇着头说道,『此乃谬论也。庙堂之乱,乃择臣不良,若是骠骑在堂,可治必多于关中三辅。若轻庙堂,地方则重,久之必乱,便如七国是也。届时天下皆为藩门巨族,法度迷乱,国之不国,天下必覆!』
『不对,不对!』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,『老夫所论,乃定后之策也。既定之,当无有战,更无七国之患也。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,宛如莲县蓝田之事,又有何惧之?』
『谬也,谬也……』
『错了,错了……』
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,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,默默的喝水吃饭,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,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,然后分头睡下,次日清晨洗漱,用过早脯之后,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。
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争的结果,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。BIqupai.c0m
比如律法。
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,更详细,更完备,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,甚至包括君主。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,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。
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,才推行律法,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,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,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,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。